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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今年一共有48个城市出台了限购令，其中有36个城市的限购政策没有实施的截止时间，有具体截止时间的城市为福州、厦门、海口等12个城市。其中，除了南宁截止时间为2012年2月29日外，其余11个截止时间都为2011年12月31日。住建部日前表示，对于限购政策将于今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

    限购之后还要什么？

    住建部对于限购令的表态，与当前房地产调控宏观政策的方向是契合的。可以说，限购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放松可能。维持限购令的考虑可能在于，如果现在就取消限购，房价报复性反弹，调控的成效可能会前功尽弃。现在是房价拐点刚露端倪，让限购政策再继续加压，可以继续打压房价，满足普遍的心理需求。

    但是，假定真的会出现取消限购之后房价报复性反弹的话，那么打压得越狠，会不会反弹得越高？打压的时间越长，报复的强度会不会越大？倘若是这样，那现在继续延续限购政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为将来的反弹埋下“炸弹”。而如此一来，以限购为特征的房价调控政策就陷入了一个悖论：越是限购，越是为将来的报复埋下伏笔，于是就越要依靠限购。而且，限购令作为一种行政手段，长期干预市场经济，设置交易障碍，总非长久之计。

    实际上，限购令的实行是当前房地产调控形势所需，而限购令的取消则是未来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其实需要思考的是，会不会越限购越反弹？如何预防未来限购令撤销后的报复性反弹？虽然答案现在不得而知，但对此，还是有许多人持担忧的观点，在未来限购令取消之后，一方面存在需求被释放、被激活的可能；另一方面还有超发货币回流的影响，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办法预防这一悖论的发生，使得将来放开限购令之后，房价不会出现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反弹。这就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在限购令放开之前，需求已经被充分地满足了，二是限购令放开之前，超发的货币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对于前一种情形，就是要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而这个单靠商品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就算商品房房价打成对折价，对一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仍然是无法承受之价，这也就需要大量的保障房来满足他们对住的需求。对于后一种情形，也需要政府紧缩货币政策才行。

    从理想状态来说，当民众的住房需求得到制度性保障，那时放开限购令，将商品房单纯地作为投资品进入市场，这是最理想的。但民众的住房需求要想得到完全的制度性保障，现在来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限购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但是在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上，根本还是在于要加大住房的供应量——不仅包括商品住房的供应，更包括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这也是目前许多普通百姓生活的迫切需求。

    应尽早以房产税替代限购令

    在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时间节点，住建部明令要求限购令在有效期结束后，增加延长期，不仅切合了中央反复强调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精神，也意味着，限购令这剂医治房地产市场的“退烧药”，绝不会轻易退出。

    尽管10月份全国70个指标城市出现了房价环比下调的拐点信号，但这种调控基础很不牢固，房价远未进入实质性下降，倘若在这时将限购令画上句点，两年多来历经万难取得的调控成果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当然，限购令的生命周期延长，并非意味着它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限购令自最初颁布，争议就从未断过。限购令是在当前非常时期所实行的非常政策，不得已而为之。可以预见的是，在没有找到合适政策替代之前，限购令也许会被无限期延长下去。正如住建部官员所言：“即便现有调控政策调整，也要先设定好一个后续政策，如果后续政策没有研究好，既有政策就不会退出。”

    综合国内房地产调控以及房地产市场走势，替代限购令的最好路径是全面推行房产税。房产税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形成正常稳定的地方财源，而且将行政调控转化为税收手段，也是建立完整的市场调控机制所需。同时，用房产税来替代限购令，也是对购房者个人消费权利的尊重。

    可以肯定的是，房产税成为限购令的替身，已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各方专家对房产税推行的频繁表态，以及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的推行，还是最近住建部正在紧锣密鼓地架构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国家正在为全国推行房产税，做着前期准备工作。限购令何时去，房产税何时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