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进入杭州，不由让人们联想到他们的掌门人王石，这位企业家，因他的攀登珠峰和北极等“极地行动”，使其声名早已超越房地产或者经济领域。这位“双料”公众人物说：我和万科都进行“企业公民”的转型……

保护运煤机的故事

记者：我记得您原来在演讲中，主要演讲主体就是宣扬企业诚信，而现在却到处谈论企业公民？为什么？

王石：是的，现在只要有论坛是谈到企业公民的，我都出席。万科原来一些行为、想法，一直暗合了作为企业公民的要求。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万科在城市开发当中对环境进行保护。我记得在沈阳的时候做一个演示项目，在两棵非常粗的大树上写下了这个项目，我说这两棵大树一定要保护下来。结果这个项目建好了，我再去的时候，发现两棵树已经没有了，我问树怎么变成树根了呢？那个老总说没法规划，在商业上经营的效果不划算。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接着万科又开发了另外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上世纪90年代建的煤厂，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废弃了，我们把它开发成了一个住宅区。煤厂旁边的树有300多棵，我说这次你们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名义砍我的树，一定要在设计之前把这300多棵树的坐标贴上去。正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煤厂，所以有非常大的运煤机，我说树要保护好，运煤机也要保护好。让这里住的人知道这里曾经是一个储煤厂，这里曾经为沈阳城市冬天的取暖做过贡献。

结果这个小区建成了，树木一棵都没少，但可惜的是运煤机不见了。他们说这个放在那里多难看啊，已经把它当成破烂卖了。

在这两个例子之后，我们更要求开发不仅仅要对原来自然环境进行保护，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人文情脉的保护。

后来开发天津的水晶城项目，那里过去是一个玻璃厂，新厂已经搬到了郊区。这个厂我们买来后把它变成了住宅区。这个项目很有意思，不仅仅把玻璃厂的老古树保留了下来，也把原来的铁路运输线保留了一段。

这个小区入住的时候，我们把原来玻璃厂的厂长请去参观，参观后，这个厂长要求一个人再单独呆一会儿。

关注中低收入阶层

记者：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万科由被动变为主动了的？是什么促使万科的改变？

王石：今年万科年度主题就是“变革先锋，企业公民”。万科怎么变暗合为主动呢？比如按照一个企业的要求，开发商开发住宅，主要会考虑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的需求。我们知道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虽然一方面大量的商品房出现了，但也带来了很多需要住宅，但又买不起、租不起的阶层。

2005年以前，万科对这样的阶层是不考虑的。但是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了新的思维，作为在房地产行业当中有影响力的企业商，对于这种租不起房，买不起房的消费者，如果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讲，那是失职的。

所以在2005年，我们主动提出来要为中低收入、低收入的人群提出解决居住的方案，尽管本身的钱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弱势群体，我们要参与解决中低收入这些人群住宅的行动当中去。

当然我们这样做解决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只是希望这样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来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来关心弱势群体。这是2005年万科转型当中，作为企业公民责任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对股东负责的公司，我们也是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责任。

2005年，万科成立了一个基金，用于保护城市有历史价值的民宅，这和经营没有关系。

一位老科学家让我感动

记者：您原来登上山峰或者到达北极，举起的总是国旗和赞助企业的旗帜，这次为什么举起了一个保护白头叶猴基地的旗帜？

王石：作为我本人来说，和万科一样，2005年也是一个转变年。我在这里想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按照我的登山计划，2005年4月份到北极点。4月份我从北京机场出发时，一位老科学家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和观念的一些转变。

这位老科学家是长期从事大熊猫保护的，他在机场给我送行时，带了一面旗帜和一封信，信上大意就是对我们的行动表示佩服。他认为我们这样的敢于冒着风险去做一些常人不可想像的事情，这种精神和环境保护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他希望我把他的这面旗帜带到北极点去。

我在感动之余也很惭愧，觉得我的行为的精神层面和他的期望不大一样，他期望的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的精神层面，而我的层面仅仅停留在一个个性张扬，充其量是个人英雄主义表现的层面，是一个作为企业家的公众任务，与社会公益活动是两回事。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老教授的这种赞许也是一种期望，期望王石作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吸引媒体的眼球，能不能把你的能力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我想这是他希望把那面旗帜带到北极点的含义。

治疗自己心灵的荒漠

记者：除了这个之外，您还主动参加了不少公益活动，为什么？

王石：我是从被动加入NGO（非赢利组织）到主动进行公益活动的。2004年，北京首创的刘晓光打电话给我，说发动100位企业家，每人出资100万元，成立阿拉善沙漠整治的公益组织。当时我没有在意这事，看着刘晓光的面子就答应了。随后，发现他们对这个组织的程序制定得非常严格，对出资人的权利非常保护。尤其是在成立时，80多位企业家讨论组织章程时，让我感触很大。

记者：怎么感触很大？

王石：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本土企业家，比如我和刘晓光；有“海龟”派，比如张朝阳；还有海峡派，台湾企业家。在平时，我们本土企业家和台湾企业家、“海龟”企业家交流并不多，这次，因为阿拉善整治走到一块。庆祝晚宴之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讨论章程，一直到12点多，分歧太大，达不成统一意见，无法一致通过，最后章程逐条表决通过。

企业家们对章程的重视，让我第一次上了民主程序的一课。这让我感觉，这次参加公益活动并不是仅仅治疗沙漠，也是治疗自己心灵的荒漠。之后，我就主动参加公益活动。

没我王石，万科也行

记者：我们知道探险是有很大风险的，您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您的这一行为，是不是不对公司负责？

王石：我坚持认为探险是个人行为，和公司没有关系。但是，作为上市公司，不可能不会影响到公司。1999年我开始登山，进山时，股票价格就微跌，等回来后，就恢复原来的股价。这样一直到2003年。2003年，我登珠峰，因为中央台直播，开始登山时，股票就一直上涨。现在，每次我开始出发，股市开始正面回应。这样，走过了一个投资者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

其实，我所要追求的是，即使我出事，没有我王石，万科也能好好地向前发展。成熟企业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和机制，而不是领导者个人，必须弱化个人作用。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脱离企业家个人生命周期而力求发展非常必要。如想更长远地发展，就必须建立和执行成熟的企业运行机制。

我是富人但不是富豪

记者：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是富人么？您的收入如何？

王石：我是富人，但不是富豪。当年万科改制时，40％国有股，60％员工股，员工股我没有要，成立了万科员工基金，主要用于万科老员工的生活改善和社会公益。现在我的收入来源有几块，一是70多万股份，现在市值400多万，不过不可以兑现。另外来源是工资奖金、广告费和出书的版税。随着万科的发展，奖金和期权会更多。

在重功利的商业社会中，一个人挣钱的数量似乎成了社会影响力的惟一标志，然而在变革中，钱不能代表一切。万科倡导健康丰富的人生，追求个性发展与团队意识的协调一致，这种追求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充满乐趣的工作、志趣相投的同事、健康的体魄、开放的心态、乐观向上的精神，这些都具有金钱所无法替代的价值。

记者：我们读者很多是年轻人，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王石：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年轻人机会很多。我今年51岁了，也算长者，我有几点感觉和大家一道分享。1、把握人生底线，在大中小学，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有起码的做人原则，尊严、人格，不行贿，讲诚信。第二，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太张扬，万科发展20多年，但现在还是刚刚起步。第三，不要过于苛求，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有时候要相信运气。我一个朋友登珠峰，登了5次，花了13年才登上，我运气好，一次就成功了。

登山如走人生

记者：有人说您是登上珠峰年龄最大的一个人，您怎么看？您觉得年龄对您登山是有帮助么？

王石：我不觉得年龄是障碍，相反我觉得还是优势。目前登上珠峰年纪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人，80岁。我是中国人中登上珠峰年纪最大的人，如果10年后，没有人突破我的记录，我会在60岁时再登一次珠峰。站在整个人生的角度，管理企业与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的意志与不懈的精神。而登山，更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坚持，终会成功。登山是人生的浓缩，一个人的经验、阅历等等都会对登山有利。

记者：您是第122个完成世界七大洲7座顶峰的人，第6个完成7座顶峰并徒步到北极的人，今年有哪些登山计划？

王石：今年有两个登山任务，一个是印尼最高峰，一个是桌亚峰，有8200米，世界第六高峰。我希望能在60岁时还可以登珠峰，现在需要保持状态。

简介

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省柳州市，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王石历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2月辞去总经理职务。1999年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被推举为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推动中国城市住宅产业的良性发展。

王石现任万科集团董事长，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以及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