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各种节日“野蛮生长”。不管是春节、中秋、七夕等传统节日，还是近年兴起的父亲节、母亲节，还是五花八门的“人造节日”——光棍节、520、618等等，都成了商家的购物节。在“双11”和618当天，甚至不少商家夸张地供奉起“马爸爸”和“强东哥”的圣像，不少人感叹，不只是节日被商业绑架，人生也被购物套牢。我们需要警惕一个日益沉沦的消费社会：所有的故事只是用来绑架人的观念，其实是让你做一个消费社会的奴隶。

永恒的物、工具和古迹成为商品被消费

为什么消费节如此横行?鲍德里亚有一个精妙的譬喻：基督教的圣杯往往只有在星期日的教堂圣礼中被触动，几个世纪以来作为物流传于教堂之上。而今，银圣杯被作为古董买卖。大教堂作为神圣建筑的代表，曾经被认为比崇拜者更经久，但如今只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以参观时间的方式被消费。曾几何时，在人类千秋万代之后能够留存下来的是永恒的物、工具和古迹，然而如今却成为商品被消费。人们不再追求纪念碑的永恒性，而沉溺于一种“新的暂时性”。

城市的历史曾经是“纪念碑性”统治的历史。“纪念碑”一直是古代西方艺术史的核心，是与埃及金字塔、希腊雅典卫城、罗马万神殿以及各种中世纪教堂等宏大城市建筑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概念。古典建筑学的灵感来源于天空和星辰，来自于他们的高贵和永恒。

现代旅游名城疏离了家乡、地方和归属地，成为赤裸透明的商品符号。譬如拉斯维加斯和迪斯尼制造的巴黎、罗马的幻境，它们成为孤零零的景点、盆景，变成了仅供观看的图像，世界万物不再神圣，而是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所控制的资源、图像和符号。近来有小学生写《我眼中的荆轲》：一直以为荆轲是女性，古代的四大刺客分别是李白、韩信、兰陵王、荆轲。网游《王者荣耀》成为名副其实的“王者农药”。

联系到当下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人们更乐意去“假古镇”。乌镇的东栅人流不如新修的西栅，而有“北方乌镇” 之称的古北水镇，则把江南水乡原版搬到长城脚下，年收入接近十亿，远比周边真古镇生意红火。其中包含了2个五星标准大酒店、4个精品酒店、5个主题酒店，20余家民宿、餐厅及商铺……这也是全国上下不少城市热衷建设特色小镇的原因。有些地方甚至不惜“自宫求生”——拆除真古镇以建设假古镇，满足游客消费的欲望，而“古镇加地产”也成为开发的主流模式以及拉动地方GDP的重要手段。

物具有召唤和命名的力量

在种种假古董、仿古镇和消费节中，时光孕育的物之风格(灵韵)逐渐丧失，消费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源于日常生活的异化。商品货币作为技术霸权的衍生物，在资本主义世界内不断扩张，侵入一切事务，生活世界的诗性逐渐消失。

当下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的兴起，让艺术甚至不再具有灵魂。AI不仅可以打败棋王柯洁，也能写出几可乱真的诗歌。前不久，人工智能模仿特纳的《米诺陶战舰的颠覆》、梵高的《星夜》、蒙克的《呐喊》的技法再创作，让人感叹大师重生。商品和艺术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家曾经因为拥有“上帝之手”而被供上圣坛，而今技术甚至成为了上帝本身。

二是揭示物的操持方式的转变。一种物体系支配下的“流动性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迎合了现代都市社会庞大的社会需求。这一需求不仅是“炫耀性消费”，也是一种“炫耀性道德”。

名牌包超越了实用性的功能，往往是炫耀性的需求。为什么又是道德的?因为炫耀本身隐含有一种建构内在自我善的要求，以填补现代社会专业化和科技化导致的伦理道德上的真空。譬如近来热播的《欢乐颂》里边的“五美”，安迪和曲筱绡是“白富美”，甚至因富有而显得自由、智慧而高贵。而另外三美则是“穷呆挫”——樊胜美是穷的捞女，关关和邱莹莹则是呆和挫的代表，其中邱莹莹更被鄙夷为“破”(破鞋)，让妇女解放近百年的观众大跌眼镜。

可见，商品的意识构造，品位、声望和美德应该是自然显现的，如今商品社会的品位依赖于符号的填充。我们的终极价值——“欢乐”和“幸福”，也有赖于符号的填充，折射出商品内在的意识构造。

最后，《欢乐颂》之所以成为“现象级”大片，成为现象的是其体现的价值观，即它公然遵循一种社会空间的分层逻辑。物具有命名和召唤的力量，借助大众传媒，将每个人放置在特定社会空间、阶层和位置上，建构一种序列。

消费节带给我们什么

资本的奴役从生产工厂转向消费空间，进一步转向了符码域，物与物关系虚幻的形式产生了拜物教的文化。消费只同符号相关，虽然他表面上被美德、民主、平等等价值所美化，但是消费是一种重新编码的游戏，只是拜物教的奴隶。

我们热衷于建设假古镇，因为患上了一种“消费欣快症”。卡尔内斯库认为在一个广泛得多的社会层面上，人们都陷于一种“波普享乐主义”。这是对瞬间快乐的崇拜，一种玩乐道德，以及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之间的普遍混淆。去真古镇，需要抱着朝圣的心态，而去假古镇，则只需要享乐的动机，就可以获得即时的快感。丹尼斯·贝尔曾经总结：一方面，公司要求个人努力工作，追求事业成功，接受延迟的满足——在最粗暴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组织(单位)人”。然而，在他们的产品和广告中却宣扬享乐、瞬间快感、放松和悠闲自在。白天“规矩正派”，晚上“尽情放纵”，通过“媚俗艺术”重新编码，带给你逃避的需要，对无聊的畏惧，更是强迫性的消费。

我们不仅要思考消费节何以横行，更需要思考消费节带给我们什么?在物的标识下，内在的主体性文化和价值实现了外在的、持续的社会分层过程，符号的意向性嫁接物对人的体贴依存性，建构一种特殊的意会性的话语和构境，它针对同阶层同质生活有效，在话语的编码和语言中分化成不同的结构，这就是《欢乐颂》的逻辑乃至消费社会中“欢乐的逻辑”。

（本文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