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收入也是调控房价的方式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他就“房价收入比”与“合理房价”话题接受媒体采访)：温家宝总理说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使得房价和收入匹配，但是这件事并非短期1年之内或半年内要完成。房价上涨是过去几年或者十年形成的，是长期的病状，怎么可能在1年内解决呢？治病需要一个过程，市场把总理的说法解读为短期就要房价迅速下降，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市场可能没有看到的是，总理说房价要降，说收入也要调，这是一个降一个升，两个过程使得房价合理。不能靠短期内挤房价这个方式达到调控的目的，也要看到中长期收入也在上升，这本身也是调房价的一个过程。

　　储蓄高并不是因居民储蓄

　　钱颖一(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3月17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发言)：中国的结构调整内容很多，通常我们会说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失调表现在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比如消费低或者储蓄高，我们都知道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或消费者的储蓄高，是因为政府的储蓄高。这个数据我们都很清楚。投资过高，也是因为政府或者国企的投资行为。因此，我想当我们回顾“十二五”第一年的时候，当我们担忧结构调整没有十分理想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制度性的困难挑战和障碍，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改革，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刻的财政改革，我们才能希望结构调整的成功。

　　用不动产税取代卖地收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月17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发言)：中国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对研发、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但应该改变政府的角色。政府30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结构调整，单靠政府不可能做得很完美，必须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必须拓展有效竞争的空间，并要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比如，推行不动产税，让地方政府不要过多依靠卖地收入，以遏制泡沫。

　　房地产领域的“国进民退”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3月17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发言)：在2009年的用海量的贷款和4万亿投资来保增长的时候，这个贷款和投资主要到了国有企业，使得他们的钱非常多，所以有些大国企扩展到了房地产。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有人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这好像不是中国政府过去规定的需要控制的行业。这位回答的人说房地产是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所以国有经济需要控制。对此，我不太理解。

　　西部土地出让在明显上升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3月17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发言)：我们看到现在在一线城市的限购，导致房价回落得比较快，但是总体的房地产投资的数据还在比较高的位置，跟区域结构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从土地出让的区域结构和土地出让金的贡献比例看，中西部在明显的上升，沿海反而影响不是很大，占比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依然增长28%

　　屈宏斌(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3月14日他在微博称)：房价在调整，但1至2月份的房地产投资依然增长28%，说明保障房投资弥补了商品房投资的下跌。这也导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平稳。只要投资不下来，决策者就不会太担心房价下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房价调整或许还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