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报道成为住房改革蓝本

　　确定思路的过程比较艰辛。我记得，采访进行到进程的1/3时，先确定了大概主题，然后按照这个主题准备采访，都要列上提纲，比如第一部分采访这些人，大体写这么些东西，材料够不够，第二部分要用哪些材料，越往后采访越费劲，每天采访完都要整理并列出接下来的采访计划，细到怎么选择典型、用哪些例子等。就这样，我们一边采访，一边整理，一边修正主题思想，在采访结束的时候，主题思想已基本形成了，这些思想包括房地产改革要走向住房私有，要复兴房地产业等。

　　在这个大的主题思想下，我们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名词，这些是有关主管部门都没有提出来的。比如住宅私有化，我们在稿子中大胆提出，“弊端甚多的国家统包分配住宅制理应退位，本世纪最后的十几年，将是私有住宅大踏步前进的年代。”再比如居住自由，主要针对当时居民在住宅消费上的不自由状况，我们形象地将其描述为，分房就像包办婚姻，单位分个房，就像给你找个老婆，不准挑长相、个头、年龄、脾气，反正是个女人就行，那个时候没有居住自由，住房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长期被忽略。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以经营商品住宅为主业的开发公司开始异军突起，并提出“我国城镇住宅建设由于这些公司的崛起而跨入一个新时代”的判断。

　　形成思想之后，就是写作了，当然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单个的人物、事件可能还比较好写，但这种综合式的纵论性报道很考验人。

　　具体到语言文字上，我们也精心组织、力图创新，比如每篇文章的结尾，都经过了精心的思考、打磨和推敲。“许多渴望改善住房条件的人已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买房？”这是第一篇报道《走向住宅私有》的结尾。而在最后一篇《房地产业再复兴》的报道结尾，我们这样写道：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我国房地产业的复兴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人们期待着更精彩的下文。这样的写作在当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风，整个文章让人看了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1987年5月，以“房房房”为题的系列稿件分三个星期，在经参的星期刊陆续推出。

　　稿件一经播发，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因为它触动了当时全国人民绷得最紧的一根神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6点半的新闻广播栏目专门对稿件内容进行了播报，并分三天进行跟进，进一步扩大了稿件影响力。

　　湖北一大型国有企业给报社来信，说分配住房遇到大难题，急于寻求改革办法，想请记者去施以良方。

　　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稿件见报之后不久，当时的经参总编辑周建英到建设部，见到建设部有关负责人问及住房改革的思路时，这位负责人就拿出刊登这组报道的经济参考报说，“就按这个搞”。

　　在报道播发的几年中，国家进一步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提租补贴、以租代售等探索逐渐淡出历史。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商品化。

　　20年后的房地产市场三问

　　近20年过去，住房仍是人们非常关心，也非常不满意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几轮调控，但结果常常是四个不满意：中央政府不满意，地方政府不满意，群众不满意，开发商也不满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想试着提出几个问题，希望引起更多思考。

　　一问：对我国的住房总体现状是否出现了误判？

　　当前我们国家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对形势的总体判断：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是小毛病还是大毛病，是少数城市问题，还是多数城市问题，现在的房价到底合理不合理？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误诊、误判。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全国住房总体现状的基本判断出现了错误。结果使住房市场宏观调控不能对症下药，以致出现了无病吃药，少数城市有病全国吃药，有小病吃猛药的奇怪现象。

　　从1998年国务院发文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我国住房建设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人们住房改善之快，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建房史的奇迹。

　　那么为什么住房又会成为一个意见强烈的社会问题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对居民住房基本情况、基本数据严重失真。举例说，我们一个国家级住房研究所，竟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有75%没有房住。而且这种严重违背事实的荒唐文章竟然能发表。由他们给国家当智囊，以此为依据进行宏观调控能不出问题吗？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把住房胃口吊得过高。群众改善住房的迫切愿望，我们没有正确的引导，造成了一些人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