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10年来，山西晋中市城区建设了约6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当地却从未面向社会登记、审核过符合经适房购买条件的家庭。更有甚者，该市城区相当数量的经济适用房被充当普通商品房出售，购买者中不乏外地人。

　　正常情况下，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应是当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因此，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要远低于商品房价格。与商品房由市场形成价格不同，由于保障性住房管理制度强调的是社会福利功能，因此行政审批权力就必然介入到筛选机制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透明和外部监督功能，行政权力介入很容易与腐败问题关联在一起。最终，本应享受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困难家庭被排除在外，社会收入不公平问题被进一步强化。就个案而言，晋中市的问题可谓典型。

　　无独有偶，陕西某县网友爆料称，“16名政府官员集资建起一座对外公开出售的17层住宅楼”。此事引发了媒体关注，当地纪检监察部门也已介入调查。尽管调查尚无最终结论，但从两方面给人启示：其一，行政部门的公权力与房地产行业挂钩之后，很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其二，来自于公众，特别是网络的监督有助于腐败问题曝光，从而形成一定的遏制效果。换言之，既然保障性住房市场供给机制中，存在寻租腐败的可能性，那就应该实施最全面的信息透明公开制度，同时允许并鼓励社会公众介入监督，最终才能使腐败的隐患被消除。

　　保障性住房之所以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区”，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督制度建设长期无法得到完善。近期有关保障性住房建设监管的新闻并不少，但主要都是侧重于督促各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进程和规模，而围绕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弊病的监管方面却并没有体制性突破。而回顾以往，类似保障性住房抽签“六连号”、“带名牌手表住保障房”等问题屡屡见诸报端。所以，不仅要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更要注重正本清源，让保障性住房体制回归公正轨道。如果分配体制上存在巨大漏洞，即便保障房供给规模加大，也很难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

　　除了信息公开透明和惩戒机制跟进之外，还应考虑扩大租赁住房范围，而相应减少经济适用房范围。从海外市场经验看，租赁房同样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好处。一方面租赁住房并不拥有住房产权，寻租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租赁房可以设定严格的收入限制，一旦租房者超过界限，能够依法顺利回收，从而提高了保障房的实际使用效率。正因此，未来保障性住房建设更应侧重于租赁住房，适当控制产权性质的经济适用房比例，从而优化社会保障住房结构，防范寻租腐败的发生。